高职院校数字出版专业人才能力层次结构探究

高职院校数字出版专业人才能力层次结构探究

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仍有许多尚待完善之处。本文基于智力层次结构理论,通过对数字出版企业访谈调研,对数字出版专业人才的核心技术能力进行四级分解,建立了对应的能力层次结构模型,提出数字出版专业的核心能力是互联网用户思维与产品思维能力。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需要改进对应的策略与方法,为高职院校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修(制)订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和安排,我国数字出版专业正式开设以来,首个统一教学规范《高等职业学校数字出版专业教学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制订工作于2018年10月正式启动,经过近一年时间组织开展相关调研、修订、起草和内部审定工作,2019年9月专家组形成了调研报告、《标准》草稿及《标准》制订说明,并向新闻出版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申请审定验收。

为适应新技术环境下出版产业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等发展的新要求,2010年,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率先在全国高职院校中开设数字出版专业,目前开设数字出版专业的其他高职院校主要包括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江西传媒职业学院等近十所院校,2018年高职院校数字出版专业年度招生总人数近500人。然而,在本次《标准》制订调研中发现,各高职院校数字出版专业在人才培养的能力层次要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造成各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专业定位、核心课程设置、教学与实训安排缺乏统一的规范,亟待标准化建设。

高职院校将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尤其强调对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要求。当下,高职院校数字出版专业在制订专业培养方案的时候,对数字出版相关能力的界定普遍包含了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数字出版物策划和框架结构设计能力、界面设计能力、信息采集与编辑能力、版面设计与排版能力、网站网页制作与更新能力、美术设计能力、多媒体产品加工制作能力、摄影与图片处理能力、编辑与办公软件使用能力、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推广能力等。

人才能力的确定对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具有直接的影响。当下高职院校数字出版专业,有的基于出版专业基础课程模块,在着重培养学生出版素养的基础上,通过提供网络编辑、网络书店操作、电子书制作与传播、网页设计与网站管理、自助出版等数字出版相关技术课程,打造数字出版教学模块[1];有的为了体现数字技术和出版专业的交叉性,将传统出版理论类课程(如出版学基础、编辑理论、出版物营销等)以及数字技术与信息管理类基础课程(如计算机基础、软件工程、信息组织与检索等)一并纳入“平台类课程”,并通过设置面向各种新型数字出版业务(如电子书、数字报刊、网络游戏、数字动漫等)的“模块课程”,打造教学培养方案[2]。因此,以传统出版课程为基本体系,进而直接扩充或在此基础上增加数字技术理论、新媒体应用等与数字出版技能相关的课程,提高学生在多媒体平台上进行编辑运作的能力是目前高职院校数字出版专业主流的培养方案[3]。

然而,这种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越来越受到质疑,有学者指出这是一种简单的“新老结构叠加”或者“新葫芦里卖老药”的模式,只是在原本编辑出版专业教学课程的基础上增设了部分数字技术与实践课程,实际教学课程结构仍然是以往的“公共基础—专业知识—专业拓展”这种老三段的教学模式[4]。对企业来说,由于数字出版是新兴行业,其内部也处在一个摸索前进的状态,来自传统出版教育体制下的学生缺乏对数字出版的深刻理解与相应技能的实践训练,所以先天不足,企业也没有过多的资源去对已经成型的人才进行重塑和教育,导致企业的人才接纳力不足,而毕业生学非所用,人才流失严重[5]。

能力是完成目标或者任务所体现出来的综合素质,其结构问题是现代心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梳理能力因素的结构对于深入理解能力的内涵与特征、准确测量与评价能力的标准、科学制订能力培养的策略与方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笔者基于相关调研情况,结合数字出版专业相关的企业需求与高职院校现状,对当下高职院校数字出版专业人才能力层次结构进行归纳与分析,以期为我国高职院校数字出版专业制订适合行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一定的参考。

依据本次《标准》制订要求,我们对北京、上海、南京、无锡、镇江等地的数字出版企业(包括国有企业12家、民营企业48家、合资企业12家、事业单位10家)相关负责人进行了面对面及在线访谈,共收回有效调研问卷80份,经整理获知数字出版企业对高职院校毕业生的专业技术能力需求,详见表1。

心理学家弗农于20世纪60年代在斯皮尔曼的“能力二因素说”基础上提出了智力层次结构理论。该理论指出能力的组成具有层次等级,最高层次是一般能力因素,是每一种活动都需要的、所谓一个人“聪明”或“愚笨”的因素;第二层次是“言语-教育能力”和“操作-机械能力”两大因素群;第三层次是小因素群,如“言语-教育能力”又可分为言语因素、数量因素等;第四层次是特殊因素,特殊因素因人而异,与各种具体能力如操作能力、言语能力等相对应,每一个具体的特殊因素对应一个特定的能力活动。

基于以上人才能力需求调研情况,并结合智力层次结构理论,可对高职院校数字出版专业人才能力进行四级分解,得出对应的能力层次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

数字化对传统出版是一种整体生态性的改变,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对于数字出版的理解不能仅仅理解为传统出版的数字化,或者0和1二进制代码的全流程化。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本质性的不同在于信息组织的方式、传播方式、生产流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6]因此,数字出版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出版的思维与模式。高职院校在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如果仍然将传统出版理论知识作为核心或基础,期望通过补充各类数字化技术知识从而培养出适合数字出版岗位、符合发展趋势的合格人才,显然是不现实的,必须基于数字化的信息生产、传播、营销全过程,在数字出版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实习实训等培养策略与方法上作出整体性的变革。

从传统出版的“编辑主导”时代进入数字出版的“消费者主导”时代,出版企业通过增加出版物的数量来实现增长显然不可取,必须采用“优先化措施”即按照出版价值判断进行优先排序,此时处于强势地位的是用户而不是出版企业。出版企业对出版价值判断的传统方式主要包括:第一,依靠编辑策划方案或者稿件形成个人喜好的判断;第二,参考作者过去的作品记录;第三,和其他同类成功参照物进行比较。但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每个新的出版物都是唯一的,它未来的销量严格来说都是未知的,出版企业需要想方设法降低这种不确定性。互联网时代,数字化技术使出版企业能够“连接用户”,以大数据精准构建用户画像,创造精准的销售场景。因此,数字出版工作必须以用户为核心,发现用户需求,进而实现开发与生产。

高职院校在培养数字出版人才的一级能力,也就是核心能力,即互联网用户思维与产品思维能力时,需要学生以用户为中心思考问题,从用户需求出发去探寻用户痛点和创造产品竞争优势。用户思维是互联网思维的核心,产品思维则是互联网思维的基础,两者缺一不可。在核心课程设置中,需要包括数字出版物设计与制作、数字出版物界面艺术设计、数字音视频编辑制作、数字摄影与后期、微视频创意与制作等当下数字出版主流形式与技术。同时,在教学过程中要指导学生调研传播效果,多观察、多体验各类数字出版产品,小到对自媒体的关注,大到对国内外知名数字出版平台与全媒体平台的体验,并且鼓励学生多实践与创新,积极参与数字出版产品的制作和传播,并能寻找数据、做分析,检验传播效果,把研究结论应用于数字出版过程。

在培养二级能力,即产品设计开发能力与选题策划能力时,学校对应的课程可包括移动应用设计、程序应用设计、虚拟仿真设计、出版选题策划、全媒体出版策划等内容。通过这些课程学习,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市场意识、开拓创新意识和策划能力,能结合具体内容特点进行较简单的数字出版框架结构设计和界面形式设计,能够从产品开发、选题策划角度创作生产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提升用户体验的数字出版产品。

数字出版专业人才的三级能力包括写作能力、编辑能力、美术设计能力与技术使用能力,对应的课程可包括新闻采访与写作、语言文字规范、网络编辑实务、数字出版物编辑、版面设计实务、美术设计基础、版面设计基础、模型设计与制作、交互设计基础、网页制作与网站建设、网页动画制作、数据库技术应用等。同时要注意,除了在正常的课程教学中学习外,还必须在实习实训中进行实战强化学习,从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换到以“学”为中心的全新教学模式,进一步突出“以生为本”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培养四级能力,即岗位及个体能力时,基于校企合作联合培养及订单式培养模式,学生可以通过目标性的岗位实践,对数字出版企业的岗位要求和未来发展有客观的认识与了解,进而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和个人职业素养,从而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此外,基于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企业可以深度参与高职院校数字出版专业建设、教学管理与培养方案制订全过程,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达到提高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水平的作用。

习总书记于2014年6月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提出了树立正确人才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指示。高职院校必须科学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社会所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高职院校数字出版专业发展至今将近十年,与其他专业相比还是较为年轻,其教学设计、培养体系中仍有许多尚待完善之处。数字出版专业课程设置不能仅仅是出版专业课程与数字技术课程的简单相加,上述专业人才能力层次结构的确定,为我国高职院校数字出版专业人才培养的课程内容设置、教学优先级安排、实验室设置、实训教学计划指定、导师配备、实训基地选择、产教融合内容设置等教学培养规划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依据及新的研究思路。

[1] 唐乘花.高职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规格与课程体系构建.创新与创业教育,2013(5):52-55.

[2] 王晓光,罗安娜.跨学科融合专业的开设与运营:以武汉大学数字出版专业为例.中州大学学报,2012(3):40-43.

[3] 廖颂举.论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新闻知识,2013(4):69-70.

[4] 王倩倩.融媒体时代数字出版专业培养方案探析.文教资料,2018(3):153-155.

[5] 甄增荣,张旭.数字出版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2015(1):96-99.

[6] 张大伟.数字出版即全媒体出版论:对“数字出版”概念生成语境的一种分析.新闻大学,2010(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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